保险业是金融市场稳定器

来源：一无牵挂网编辑：姚苏蓉时间：2025-04-05 18:03:55

[28]在这个意义上，起草能力指向的是德性的立法如何成为可能。

为什么不把决议列入行政机关的公文形式？是否因为决议与决定在适用的范围上有难以区分的原因？是否因为决议更多地适用于会议，而行政机关又实行首长负责制，因而应当由首长个人而非由会议决定重要事项？而在党的机关如何处理公文方面，1996年，中央办公厅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将决议、决定均定为党的机关的公文种类。有以下例子：例1：同样是批准成立或者改变省一级行政区域的建置，如前所述，广西、宁夏两个自治区由全国人大以决议批准，将天津直辖市改为河北省辖市也由全国人大以决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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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到这种向地方的放权，王汉斌还进一步举例说到了对国务院的放权：对国务院特区办起草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就批准，一个字也没改，文字内容由他们负责。再比如，同样是重要问题或者重大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批准对外开放或者进行各类改革，一般是作出决定，但对前述三峡工程作出的又是决议。而与此同时，又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同样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或者是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的，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叫决议，少数的又叫决定？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二）1954年《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一揽子通过了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以及地方各级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这个情况与1954年《宪法》的规定大致相同。也是在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

这本词典对决议的解释是，泛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等经一定会议讨论通过、要求贯彻执行、表示会议共同意见的文件。根据这个办法的规定，决议、决定是两个不同的公文种类。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的理论建立，借鉴了苏联的经验。

[6]中文的能力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能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60]这无疑是可资借鉴的。代表结构仍然是完善我国选举制度的重中之重。伴随着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也开始真正自觉地认识到立法程序的价值与意义，立法过程被逐步纳入了法治的轨道，立法的程序规则也越来越完善，民主、科学、效率、合法等成为立法程序设置时所普遍追求的原则和目标，无论是2000年的《立法法》，还是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抑或是全国人大或地方立法的立法议事规则，都把多年来实践证明体现民主、科学、法治原则并行之有效的一些基本经验，加以法律化、制度化。

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良法是达致善治的前提，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而良法的形成必有赖于立法者的立法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立法能力无疑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15]See John M. Carey, Frantisek Formanek and Ewa Karpowicz, Legislative Autonomy in New Regimes: The Czechand Polish Cases, in G. Loewenberg, P. Squire and D. R. Kiewiet(eds.), Legislatur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354. [16]See David Arter, Introduction: Comparing the Legislative Performance of Legislatures, 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Vol.12, Issue3-4, 2006, pp.245-257. [17]田成有：《立良法：地方立法的困局与突围》，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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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杰里米·沃尔德伦：《立法的尊严》，徐向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页。[55]在我国法律传统中，程序文化是贫困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程序的设计与运用未得到必要的重视。立法机制则是立法体制得以确立的现实保障，只有科学、合理地进行立法机制设计，才能使得特定立法体制得以贯彻、巩固。重塑立法的尊严以及立法能力需要的制度支撑对于确保立法的高效率运转具有基础性的战略意义。

[18]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人大能否在立法过程中协调政府部门之间的分歧，是人大协调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有学者把起草者的道德责任归纳为五个方面：起草者对其委托人的义务范围、忠诚义务、胜任义务、保密义务、终止或者拒绝指示。在制度层面，立法任务主要是由人大代表组成的人大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来完成，其中非人大代表组成的人大工作机构承担了大量的具体立法工作。

宪法修改建议由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30]能否采取一致行动，立法者的协调能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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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美）杰里米·沃尔德伦：《法律与分歧》，王柱国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我国人大立法审议具有较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和程序设置，但实际运行中，应当说仍然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其应有的功能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实现

[62] 对立法能力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对立法机关的性质与功能的准确把握之上，这将为立法能力建设提供方向指引，让立法机关更好地履行其本职功能。法律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强制性，而是说理性。唯有如此，立法者才能通过这些强制性的规范，提升立法能力。立法能力问题需要置于宏观的宪法体制中加以考察。[16] 二、立法能力的构成与检视 ‘立法者是法律人中最值得称道的‘人类行为工程师，是最了不起的伟大的‘非凡人物。言辞表述表现为在立法过程中，立法主体对相关法案的解释和说明。

意见是否加以整理、是否吸收、吸收意见前的论证程序、未吸收意见的反馈机制等都缺乏应有的规范。专业化有两个指向，一是指立法机关成员的专职化，即立法机关成员以立法为主业。

法案的起草者无论是发现法律还是表述法律，都承担着政治责任、专业责任和道德责任。因此，立法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是至关重要的。

人大能否在立法过程中协调政府部门之间的分歧，是人大协调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28]参见赛德曼等，见前注[26]，第52—57页。

[8]国内学者对能力的内涵也多有阐述，如有学者认为能力是人在某种实际行动或现实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可以实际观察和确认的实际能量，它表明人驾驭某种现实活动的熟练程度，是人在活动中显示出的能量和作用。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各种社会组织、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个人参与立法的途径很多，遍及立法的准备阶段、立法的审议阶段以及立法的完善阶段，他们可以通过《立法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立法的形式，如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形式参与立法、表达意见和建议，甚至可以基于委托起草法案而直陈民意，进行利益表达。能力是在人的生理素质的基础上，经过教育和培养，并在实践活动中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该委员会成立以来，对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每一部法律草案是否符合宪法，都进行认真研究，确保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作出的决定决议与宪法的原则、规定、精神保持一致，推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我国人大常委会一般实行的是三审制。立法能力涵括认知能力、决策能力、起草能力、协调能力、论证能力、审议能力、解释能力。

准备性审议主体是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目的主要是决定法律案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同时对拟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的法案进行必要的完善。我国人大下设有专门委员会，人大常委会下设工作机构。

在国外，对立法能力（legislative capacity）的研究主要是伴随着立法改革运动而兴起的。审慎协商是立法决策的标志。

这些机构与人员的配备就立法而言，本意是为了协助人大及其代表搞好立法工作，以提高民主政治的质量和立法的质量。这是合宪性审查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34]此外，协调政府部门之间的分歧是对人大协调能力的考验。[11]立法作为一项兼具法律性与政治性的实践，是借助民主这一公共生活方式凝聚智慧、消弥分歧、达成共识，实现人及其所属政治共同体兴旺发达的过程。

这实际上是一个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减轻对政府依赖，加强对政府控制，展示议会的优势，发挥在立法过程中主导作用的过程，其中否决权被高度重视。倘若立法缺乏与我们称为‘法律的那种值得尊敬的制度相联系的一点点尊严, [13]立法如若不能呈现为一种有尊严的管理、法律的一种值得尊重的来源, [14]立法效能何以产生？有学者认为，自主性使得立法机关能够（can）且确实（do）能够独立于行政部门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

其中，不少立法项目是由行政部门提出来的，行政机关借助立法使部门利益合法化，部门立法一直为人们所诟病。[43]朱宁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第二次记者会透露：目前我国现行有效法律二百七十四件，载《法制日报》2019年10月19日，第04版。

[38]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产生前后, 《瞭望周刊》1987年第49期，第10页。起草者应当具备专业水准，他们必须通晓立法的理论和方法，懂得用准确的立法语言去表达法案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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